學林舊事:李濟與傅斯年、胡適、郭沫若等人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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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一生中的朋友和熟人,各界人物所在多有,但以學界為主。本書已分別涉及了好多人,這裡想集中談一談他和幾位名學人的來往,其中有摯交,有老友,還有的只是謀過一面、但彼此都有深刻印象的人。從這些「人際關係」中也反映出李濟為人和為學的若干側面。

與傅斯年:常拌嘴,卻也投契

首先要提到的是丁文江。李濟在很多篇憶舊文章和自傳式的文章里,對自己一生走上科學研究道路一事,總忘不了提到丁文江的幫助。他從1923年留美回國一開始,就結識了丁文江。是丁幫助他進行了第一次田野發掘,鼓勵他與美國弗利爾藝術館合作進行科學考古,促成他去清華進行研究工作和田野工作。及至丁文江後來擔任了中研院總幹事後,又對李濟主持的殷墟發掘(尤其是第十一、十二次侯家莊大墓的發掘)撥了特殊的經費給予支持。李濟在丁文江於1936年不幸去世後所寫的《懷丁在君》這篇紀念文字中,稱丁是「一個劃分時代的人……可以算是中國提倡科學以來第一個好成績」。他對丁的懷念和崇敬,可說是終身不移的。丁文江示範給李濟的「直道而行」的為人處世原則,影響了李濟整個的學術活動和他的一生。

李濟在留學回國的初期,曾向丁文江指出他在昆明做的人體測量中有些數字是錯的,儘管錯誤很微小。丁文江據此重新核對了自己的數據,發現毛病出在自己製作的卡尺不精確。這也可以說體現了這兩個朋友間的「直道而行」。當時的李濟還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而丁文江已是在科學界很有名氣的聞人了。

丁文江

再說一下傅斯年。李濟和傅斯年的初次見面是在1928年冬季的廣州,當時李濟是在再度訪美歸來、從歐洲乘船經香港停留時,到廣州會見傅的。就在這次會晤中,兩人談得十分投機,彼此相見恨晚。李濟當時就決定接受蔡元培先生的聘請,擔任新成立的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任所長)的考古組主任。李隨即北上開封,實地考察董作賓在安陽的第一次試發掘的成果。從此,他就一直沒離開過這個學術崗位,直到五十一年後離開人世。

傅斯年其人畢生用功於史學,同時提倡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一心孜孜於尋找這方面的新材料、新知識。他在史語所成立時所說的該所的「旨趣」:「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一直為李濟視作工作的指導。傅具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和對現代學術的深切理解。他領導的工作(辦研究所和辦大學),都是從選拔人才和組織工作入手。他很有辦法解決困難,李濟稱他是「克難英雄中的第一把手」。

李濟在回憶起他們二人彼此間的一次交往時說道,30年代初,有一次在北平的北海靜心齋史語所二人閒談,傅對第一組(歷史組)的午門檔案整理工作的進展頗有點失望(大概是受了安陽發掘的輝煌成績的刺激)。李濟問他為何有此不滿,傅說「沒有什麼重要的發現」。李濟聽後,有些不大懂他的意思,也許是感到他的答話不太對頭,因此就有意地激他一下,反問了一句:「什麼叫做重大發現?難道你希望在這批檔案里找出滿清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傅聽後哈哈大笑,從此不再提這件事了。這說明兩個人的話雖有點兩不對帳,但卻把兩人的想法接上了線學術材料的價值在於它本身的可靠性,可靠性愈高,價值就愈大;安陽的材料和午門的檔案都具有同等的價值。

傅對李的考古組工作一向是很支持的。他知道李濟不擅長也不願意搞所務行政工作,所以除了建所初期請李擔任過短期的副所長、抗戰初期搬遷時曾請李代理過一段所務外,以後就不要李負責所的行政了。(李濟後來擔任了十七年的所長,是在傅去世多年以後的事。)他們二人一生都沒有太好的脾氣,平時在工作中的爭論、拌嘴都是常事,但從沒有因此而影響他們二人一輩子的友誼。20世紀90年代的杜所長在回顧前所長傅公的志業時,說了這樣一段話:「從現在保存的檔案分析,史語所創所四巨頭(指傅斯年、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四位)中,學術觀點和發展策略與傅斯年最契合者,恐怕要推李濟。」

惜董作賓:迫於環境晚年未有大成績

這一篇里想談談李濟和史語所考古組及中博的幾位朋友之間的情誼。

先簡單介紹一下他和董作賓、梁思永的關係。李、董、梁三位是考古組的三員資深的主將,三人的學術情誼很深。李濟曾說:「(我們三個人)對於現代考古學都有一個同樣的信仰、同樣的看法」,「(我們都認為)不應該把我們研究的對象當作古玩或古董看待……埋藏在地下的古物都是公有的財產……一切都應該歸公家保管」。他們共同約定,自己決不收藏古物。這一立場對於他們的實際田野工作起了很大影響。

董作賓是一位天分極高、自學成才的近代甲骨學大師,人稱「四堂」之一(「四堂」指的是觀堂王國維、雪堂羅振玉、彥堂董作賓、鼎堂郭沫若四位甲骨學名家)。他還是第一次殷墟試發掘的領導人。董作賓和李濟之間自第二次殷墟發掘始就建立起深厚的友誼。李濟對於這位兄長似的同事一直是很尊重的,但他們在學術上是既有相互切磋,也有辯論乃至爭論的。李濟曾回憶過一段往事:董作賓研究殷商曆法的基本觀念,即「點、線、段」三原則,就是在跟李濟等人「抬槓式的自由討論」中得到的啟發;董對卜卦的「卜」字發音之起源於鑽灼龜版爆聲有了試驗心得,立即找到李濟親自參加實踐,沒有絲毫藏秘的意圖。李濟感慨地說,這一切證明,「近代的學術工作大半都是集體的。每一件有益思想的發展,固然靠天才的領悟和推動,更要緊的是集體合作的實驗、找證據以及復勘。只有在這類氣氛中,現代學術才有紮根生苗的希望」。李濟對董作賓在晚年沒能做出較早年更多更大的貢獻而陷於寫一般性文章和事務性應酬深感惋惜,對環境迫使他沒能再做出最好的成績認為是學術界的損失。

1931年春第三次殷墟發掘時,李濟與董作賓、梁思永歡迎傅斯年所長視察。

梁思永是由他的父親梁啓超推薦給李濟的(當時任公先生和李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一同任教)。1926年梁任公本要召思永回國跟李濟一道工作,後因時局動盪,考古發掘難以擴展,暫作緩議。1927年梁思永在哈佛念考古學學位時曾回國一年做梁任公的助教;這時,李濟把西陰村發掘所得的收集品全部交給他研究。梁思永於1928年回美後,就據他研究所得寫成碩士論文《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並於1930年出版。1930年梁思永回國後,應李濟的約請參加了史語所考古組的工作,當年秋季即獨力主持了黑龍江昂昂溪遺址的發掘,冬季又至熱河做考古調查。1931年他參加安陽的小屯及後崗發掘,後又參加山東城子崖遺址的第二次發掘。由於梁是考古組內受過現代考古正規訓練的第一人,他的參加使考古組的田野工作在方法和質量上都得到很大提高。梁思永領導的侯家莊西北崗三次大墓發掘(1934—1935),是他本人的考古事業的巔峰,也是考古組成立以來最突出的成績之一。

李濟在許多篇文字中都深深懷念這位英年早逝的朋友(去世時剛滿五十歲),稱他的「工作膽量與處理事務的細密,是考古組全體同仁所佩服的」。李濟在回憶起抗日戰爭期間自己花了多年歲月研究擬定的殷墟出土陶器總報告的細目最終完成時,第一個替他審查的就是已重病臥床的梁思永。李濟認為,梁的鼓勵和協助,是他完成這部巨著(《殷墟陶器研究報告》)的很大推動力。李濟稱梁思永是「中國的一位最傑出的考古家」。

這裡再談一下吳金鼎。吳金鼎是李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時專門指導的研究生(第二屆),是位極其勤奮努力、工作踏實的考古家。吳早在1926年當研究生時,陳寅恪先生就對別人稱讚過他的英文根底極好。吳金鼎早年(1928—1929)對山東龍山文化遺址的發現,是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極重大成就。抗戰初期,他從英國得到博士學位後,應李濟之約回國在中博籌備處(後轉入史語所)工作。1938至1941年,李濟先後委託他領導了中博和史語所、中國營造學社三家的聯合考古發掘和考古調查工作;在著名的雲南蒼洱遺址的發現和四川彭山崖墓的發掘中,吳做出了突出貢獻。吳在殷墟研究方面也曾對李濟提供過許多協助和支持。

可惜的是,吳的學術生涯也受到戰爭時期的一些干擾;及至抗戰結束,他又因胃癌(他的胃癌是在田野工作中積勞所致)而早逝,終年僅四十八歲。李濟對吳的早逝,多年一直表示深切的惋惜。

與胡適:是老友,不算知交

這一篇想說的是李濟與胡適、蔣廷黻二位的交往。他們在李濟一生中雖不比跟別人的來往更多,但可能引起的興趣更大;誠然,我寫的只是涉及他們私交中的片段,並無以偏概全的意向。

關於李濟和胡適的關係,我在1991年12月紐約天外出版社出的胡適研究會叢書《胡適與他的朋友》第二集上發表過一篇一萬餘字的紀實文字《胡適與李濟》,已把他們一生交往的情況概略地做了一個展現,有興趣的朋友不妨一讀。這裡只想補充幾個小故事。

胡適與李濟

1948年9月,胡、李二位應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約請,從南京去武大講學。兩人來去同行,頗增進了相互間的了解。據李濟回憶說,在武大期間胡適和他比鄰而居,共用一個浴室。有一天李濟問胡,你這麼累,何不洗個熱水浴解一解乏?胡回說,太累了,自己洗完後沒有精力再去擦浴盆,又不想麻煩工友去擦,就免了這次吧。李濟回憶說,他自己似乎從來都沒考慮過這麼周到。受到這個啟發,李濟以後也注意到自己動手擦凈浴盆的事。

胡適在這次旅行中還建議李濟,演講之前的一頓飯,只能吃半飽,否則會造成不適;另外,還可以喝少許一點酒或許有益。李濟後來覺得他的這個建議果然有理。

胡適還告訴李濟怎樣才是正確的刷牙方法,大概這也是李濟一向不曾注意到的事。從這些小事中體現了胡適對朋友、對別人的關心。

在胡適晚年,他和李濟共事四年多:一位是中研院的院長,一位是史語所的所長。兩人共事中有過一些爭執摩擦和不快的事,但大體說來還是保持著相互的信任和支持。我在《胡適與李濟》中說:李和胡作為做學問的朋友,相互間的影響最重要的要算是在用科學的考據方法得出實證知識這方面的彼此促進。他們既是學術觀點上相近而且不算太「隔行」的朋友,又是政治觀點上大致相同但有色彩濃淡之分的朋友。說他們是老友則可,要論知交還稱不上。

再說一下李濟和蔣廷黻的交誼。關於這個方面,在本書開頭的幾篇中已談到了一些。李濟對他這位老朋友涉足的政治生活方面,一向是不加過問的。有一回,大概是1965年的春天,李濟因到美國參加學術會議而去華盛頓,應蔣廷黻之邀住在他的「大使」官邸多日。他們有一次曾在閒談中涉及一般學術上的問題,李問蔣:「廷黻,照你看,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的滿足多,還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滿足多?」李濟向這位既是歷史學家、又從事多年外交活動的老友提出的問題,實際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學術和政治的關係問題,只不過說得委婉一些而已。蔣廷黻對他這位老朋友的問題想了一下,做了一個很俏皮的反問:「濟之,現代的人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這個聰明的反問,把問題輕易地帶過去了,這也許是一種「外交官」的手法。問題實際上是回答了,儘管也可以說並未回答,因為「知道」或「不知道」是後人的事,跟司馬遷、張騫本人並不相干。當然,這個回答多少也反映了蔣廷黻內心的傾向。

蔣廷黻對李濟當時主持的史語所工作中的困難,曾主動提出可以給予幫助。後來,蔣氏曾向「中研院」院長王世傑建議編纂一套中國上古史,由李濟擔任主編。直到李濟去世時,這部中國上古史文集尚未全部完成,但已開始出版,全書在20世紀80年代已完成。這也可以算是他們二人交誼的一個成果吧。

與郭沫若:鮮有謀面,又隔絕了幾十年

李濟和郭沫若都是中國考古界的名人,二人神交雖久,遺憾的卻是一生只會見交談過一兩次。郭沫若的論著表現出的考古學上的學識造詣和天分是很高的,要說有什麼不足的話,就是據說他一生沒有正式從事過田野考古發掘工作。

李、郭二人之間的第一次交道,是發生在1929年底李濟領導的第三次殷墟發掘之後。這次發掘的成果,包括發現著名的「大龜四版」,龜版上刻滿了殷商時代的貞卜文字。大龜版的出土,受到學術界極大的重視。這時,郭沫若流亡在日本,正編寫他的《卜辭通纂》一書。他得知發現大龜版的消息,立即去信給史語所,迫切要求得到全份拓片。傅斯年為此徵求了李濟和董作賓的意見。他們經過商量,全都同情郭在流亡中還孜孜致力於做學問的精神,很快就把全份尚未發表的拓片寄送給郭。郭沫若收到後立即把拓片編入他的《卜辭通纂》書中,並在已付印之後才告知史語所。李濟等對此感到頗為尷尬,但最後還是認為學術乃公共事業,既有能利用這項資料的人,就應協助,不必為此事去按純法理的觀點追究處理,因此就讓事情過去了。

郭沫若

也許正因為如此,郭沫若在《卜辭通纂》的序文中對李濟和董作賓都給予了很高評價,稱讚他們「同辟出殷墟發掘之新紀元」。直到後來,在他於1946年去南京參加舊政協準備會議時與李濟晤面(這是由於一次偶然的機會,而且是純學術性的交談),他一直對李濟抱著很尊重的友好態度。郭后來在《南京印象》一書中用整整一節的篇幅談到與李濟的這次會晤,談到李濟對他在學術上坦誠相待的態度,以及李濟的人品高尚;他甚至寫道,他發現李濟接待他時穿著一件已經褪色的破舊汗衫,使他非常感動:「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見了親人一樣。我接觸了我們中國的光榮的一面……」應該說,這可算是夠高的評價了。

李濟當時對於郭的印象如何,沒有聽見說過;平日似乎有說過郭是個「才子」、「天分很高」,記不真切了。1948年中研院選舉院士時,郭當選為人文組二十八名院士之一,是經過傅斯年、李濟等人的推薦和爭取的。但這時郭沫若自己對這個頭銜好像已是不願一顧了。

20世紀50年代初,郭沫若曾發表過一篇名為《蜥蜴的殘夢》的文章,對「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進行了猛烈抨擊,說他們是「捧著金飯碗討飯」,可比擬為蜥蜴之類的爬蟲。這種攻擊自然也引起了一定的反響。李濟後來在某些文章里也談到了這些事。也就是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以郭沫若為名譽領導人的大陸考古界和以李濟為代表的台灣考古人類學界的關係,一直陷於隔絕。自然,通過間接的渠道,在學術信息上彼此還有所了解,但實際的溝通卻中斷了幾十年。

記得在1963年冬李濟曾有信給我,讓我向董作賓先生「在大陸上的朋友」通告董先生去世的消息。我除了直接或間接地通知了尹達等考古界的幾位先生,也給郭先生寫了一封信,通報他這位老朋友同為「四堂」之一的噩耗,遺憾的是這信竟如石沉大海。

「文革」開始時,郭沫若被迫在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做了關於他過去寫過的「幾百萬字……的東西都應該燒掉」的「檢查」。李濟見到報上消息後,曾為此批評郭「沒有自信」;而所以沒有自信,是因為他在做學問上缺乏「自約」的精神。海峽兩岸考古界的隔絕狀況,一直延續到80年代,這以後才有了溝通,關係得到了不小改善。但兩岸的這些老一輩學人已凋落殆盡,郭、李二人已分別於1978、1979年告別了人世。

(本文原題為《學人之間》,選自《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修訂本),李光謨著,商務印書館2016年5月版。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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