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帝王陵墓內十二大昂貴的陪葬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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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陵墓內有千奇百怪的陪葬品,除了金銀財寶之外,還有一些陪葬品也是價值連城。

可能當初的墓葬主人沒有想到隨他入墓的物品有多大價值,但是對於後人來說,這是了解當時歷史狀況的重要依據。

例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是研究重要的商周歷史的重要依據;例如,碑刻、字畫、瓷器、陶器,這上面附錄的文字,隨時都可能透露出重要的信息。

前段時間河南安陽出土的「曹操墓」,其判斷依據之一就是墓內石牌上面的「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銘文(這一觀點目前遭受質疑,本文對此不做評價)。

當然還有一些陪葬品為我們所不齒,鮮明的例子就是用活人陪葬,這應該算最為昂貴的陪葬品。

陪葬寶物一:甲骨

由發掘甲骨而發現的殷墟

甲骨就是中國古代占卜時所用的龜甲和獸骨。

其中龜甲又被稱為卜甲,多用龜的腹甲;獸骨又被稱為卜骨,多用牛的肩胛骨,也有羊、豬、虎骨及人骨。

因而,卜甲和卜骨,被合稱為甲骨。

實際上,甲骨文的發現之地——安陽小屯村一帶,為商之首都,共經歷了八代十二王,歷時273年。

後人稱這段歷史為殷朝,因而此地也被稱為殷都。

殷都被西周廢棄之後,便逐漸淪為廢墟,後人稱之為「殷墟」。

2014-12-29 10:50 鼎盛網 jxhua 評論: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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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占地面積約24平方千米,大致分為宮殿區、王陵區、一般墓葬區、手工業作坊區、平民居住區和奴隸居住區。

城市的布局嚴謹而合理。

同時,從其規模及出土文物來看,它不僅是當時全國,而且是東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千百年以後,商王大墓的陪葬品甲骨,隨著氣候的變遷與時間的推移,才逐漸出現在了農民耕種的地面上。

當地農民發現這種骨頭以後,便認為是古代龍的骨頭。

不僅如此,他們還發現這種骨頭具有止血等作用,尤其是用這種骨頭的粉末來治療外傷和一些婦女病,療效更為顯著。

因此,他們便將其收集起來賣到藥店。

在被王懿榮「發現」以前,千百年來,被吃掉的「龍骨」——甲骨文不知有多少。

繼羅振玉之後,又有許多著名的學者,對甲骨文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釋和研究,遂形成一門專門的學問——甲骨學。

董作賓、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並稱為「甲骨四堂」,被譽為甲骨學研究的一代宗師。

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詳細記載了商王朝的世系和歷史。

過去,史學界有許多人對這些記載將信將疑,直到甲骨文的發現,才終於將其看做信史。

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偏早的青銅器,屬於祭祀用的禮器,也是中國現存商代青銅器中最大的方尊。

四羊方尊,重34.5公斤,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頸飾口沿外侈,每邊邊長為52.4厘米,其邊長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

此外,頸部高聳,四邊上裝飾有蕉葉紋、三角夔紋和獸面紋,尊的四角各塑一羊。

其中,肩部四角是四個卷角羊頭,羊頭與羊頸伸出器外,羊身與羊腿則附著於尊腹部及圈足上。

尊腹即為羊的前胸,羊腿則附於圈足上,承擔著尊體的重量。

羊的前胸及頸背部飾鱗紋,兩側飾有美麗的長冠鳳紋,圈足上是夔紋。

方尊肩飾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龍紋,尊四面正中即兩羊比鄰處,各一雙角龍首探出器表,從方尊每邊右肩蜿蜒於前居的中間。

全體飾有細雷紋。

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線合范處均設計成長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掩蓋合范時可能產生的對合不正的紋飾。

1952年,在中國人民銀行湖南省分行的倉庫中,找到四羊方尊的碎片。

1954年5月,湖南文管會的文物修復專家張欣如修復了四羊方尊,1959年被中國歷史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的前身)調至北京。

至此,關於四羊方尊的曲折經歷算是告一段落。

陪葬寶物三:兵器

楚墓同時出土勾踐劍和夫差矛

古代處於冷兵器時代,所以鑄造武器非常講究。

尤其是帝王將相,他們的佩劍都是寶劍,而這劍更多的是一種地位和身份的象徵。

此外,很多人也非常喜歡劍,所以打造出的刀劍往往是精品。

他們將劍等兵器看做寶貝,死後也不捨得離開,所以很多寶刀、名劍都跟著主人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以延續他生前的榮耀。

越王勾踐劍和吳王夫差矛便是如此。

舉世聞名的越王勾踐青銅劍,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望山1號墓的一座楚國貴族墓中出土。

出土時,此劍裝在黑色漆木劍鞘內,劍與鞘吻合較緊,劍身寒光閃閃,毫無鏽蝕。

寶劍全長為55.6厘米,劍身長46.6厘米,劍格寬5厘米,劍首外翻捲成圓箍形,內鑄有間隔只有0.2毫米的11道同心圓。

同時,劍身上還布滿規則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紋,劍格正面鑲有藍色琉璃,背面鑲有綠松石。

除此之外,靠近劍格的地方還有兩行鳥篆銘文,是為「越王勾踐,自作用劍」八個字。

1981年12月,中國地質工作者首次運用汞量測量法對秦始皇陵地宮進行了測試。

他們驚奇地發現,在秦始皇陵封土中心,有一個面積約為1.2萬平方米的強汞異常區。

這初步證實了《史記》中記載的真實性。

2003年,中國考古隊再次利用地球物理勘查技術,對秦始皇陵進行了無損勘查。

經過周密分析,再次發現地宮裡的水銀正如司馬遷描繪的那樣:以百川、江河、大海為藍本。

保守估計至少有100噸水銀!

另外,還有一些專家分析,在陵墓中使用水銀,目的不僅是為了營造恢弘的氣象,更有保屍的意圖,甚至可以利用硫化汞(水銀)的有毒氣體來防止盜墓賊的入侵。

因而,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墓冢里,以「水銀為池」的情況,並不鮮見。

但是,在地宮裡用水銀象徵「百川、江河、大海」並「相機灌輸」,卻是始皇陵所獨有的。

但是,人們感興趣的還不止這些。

這至少100噸的水銀是來自何方呢?

從遠古墓葬中發掘的大量陶器來看,其種類繁多,技藝精湛,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另外,在秦漢時期的墓葬中,還會經常發現陶俑的存在。

這些陶俑形象逼真傳神,大多是仿真人、真馬製成的。

在這當中,秦兵馬俑坑便是典型的代表。

它大約由八千件陶俑、陶馬組成,形態各異,個性十足。

從個體比例來看,這些陶俑基本符合人體結構的一般規律。

可見,當時的工匠已經掌握了古人所總結的關於人體比例搭配的規律,比如「行七坐五盤三半」、「三拳一肘」、「頭腳一樣大」,等等。

秦俑的燒制工藝精緻、準確、科學。

在燒制技藝方面,秦俑模塑結合,以塑為主。

具體地說,就是俑的腳、腿部分,用堆塑法製成;軀幹部分,用泥條盤築法成型;衣服和鎧甲,用貼、捏、刻等手法做成。

其中,俑的頭部製作是最為複雜的:第一,用粘貼的手段,將俑的頭後部塑成;第二,用粘貼手段將耳朵、頭髮、髮髻等部分貼刻而成;第三,運用刻的手段,將五官和鬍鬚刻畫出來。

當然,這些僅僅是秦人在製作陶俑時的基礎工藝。

而自漢以後,厚葬之風漸漸收斂,故而專門用於殮葬的玉器也漸為少見,而大多的墓葬則以死者生前所用的實用器物陪葬了。

通常,專用的玉冥器有各種玉竅塞,如口含的玉、蟬、玉耳塞、玉眼蓋等。

此外,還有死者手中所握之玉豬,背後及胸前所墊蓋的玉璧板等。

那麼,玉冥器為何常常要被做成蟬、豬等動物的形狀呢?古人認為,蟬是從地下爬出來的,只吃露水就可以引吭高歌。

故而,蟬被認為可以重生,所以玉蟬一般含在嘴裡。

而豬則代表了農耕文化的金錢,而玉又價格不菲,所以古人經常用它來陪葬。

實際上,博山確有其地,在蓬萊以西的山東,淄博市博山區境內。

博山區全境盡山,幾無平坦之地,「博山」即在該區東南。

自古博山一帶(古稱顏神鎮)是我國古代陶瓷、窯業的重要產地。

博山爐之名即寓爐蓋似群山之外觀,又合產地之名。

博山爐主要流行於漢代,而漢代人使用博山爐主要有三大作用:一是古人以博山爐為神器,用此燒香祈禱以達神明;二是古人席地而坐,燃香草可以潔室除濕,怡人心脾;三是達官貴人有熏衣染被的習慣,用從國外輸入的蕙草薰香衣被,以顯示華貴。

之前,主要使用茅香,即將薰香草或蕙草放置在豆式香爐中直接點燃,雖然香氣馥郁,但煙火氣很大。

到了漢武帝時,南海地區的龍腦香、蘇合香傳入中土,並將香料製成香球或香餅。

在香球或香餅下置炭火,用炭火的高溫將這些樹脂類的香料徐徐燃起,香味濃厚,煙火氣又小。

與此相適應地,便出現了形態各異、巧奪天工的博山爐。

這裡所指的是晉哀帝司馬丕。

而《資治通鑑·唐紀》上說: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

此處是指唐憲宗李純。

又載: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

不同的是,這裡說的是唐穆宗李恆。

而「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上自秋冬以來,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則指的是唐武宗李炎,其服食的金丹(仙丹),即為道士所煉。

另外,《資治通鑑·唐紀》還記載了唐宣宗李忱的故事:

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俯首不復言。

不僅如此,《明史·世宗本紀》還記載了:

八月丁丑,太僕卿楊最諫服丹藥,予杖死。

也就是說,大臣楊最勸諫明世宗朱厚熜不要服食丹藥,遭杖刑而死。

歷代的皇帝服丹目的,正如桓寬在《鹽鐵論》中所說的:

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漢武帝死於長安五祚宮,入殯未央宮前殿。

史載,梓棺內武帝口含蟬玉、身著金縷玉匣,「匣上皆鏤以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之蛟龍玉匣」。

有詩說:「武帝遺寢峙荒墟,名將佳人左右扶」,而人們現在在茂陵發現了13座陪葬墓,除武帝寵愛的李夫人墓在茂陵西北外,其餘陪葬墓均在茂陵以東。

文獻記載,陪葬茂陵的有公孫弘、上官安、上官桀、敬夫人、李延年等,其中能確定名位的有:衛青墓、霍去病墓、金日磾墓和霍光墓。

始愈演愈烈,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更加盛行。

因為士大夫階層信奉道教,沉迷於修道成仙,他們認為丹砂在煉製過程中,顏色、形態都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和人的生老病死有聯繫的,因此,企圖從丹砂一類的礦物中煉製出仙丹來,以求長生不老、升天成仙。

葛洪在《抱朴子》中,就多方論證了神仙不死之道,主張以黃金和丹砂煉丹,以服食成仙。

但這種方法完全沒有科學性,反倒是因為丹藥的毒性而喪命者不乏其人。

而在這當中,石刻最多的茂陵陪葬墓便是霍去病墓。

當時,霍去病去世以後,武帝為紀念他的赫赫戰功,特在茂陵旁修建了一座象徵祁連山的墓冢,境界逼真,墓上還有各種巨型石刻群,手法簡練,氣勢渾厚,達到了形神兼備的藝術化境,是我國最早、最大、最完整的大型石刻群,在國際上享有極高的聲譽,素為中外藝術大師所瞻仰。

想當年,魯迅曾到茂陵參觀過,並留下了「唯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的高度評價;而新中國成立以後,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視察茂陵時曾強調指出:「霍去病墓石刻是國粹。

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鐘王筆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

依此記載,則《蘭亭》真跡經「盜陵賊」溫韜之手又復見天日了。

然而,此後《蘭亭》真跡的消息便杳如黃鶴,其下落如何,更是成為謎中之謎了。

另外還有人認為,王羲之的《蘭亭序》可能是陪葬在唐高宗和女皇武則天的乾陵,但由於乾陵尚未發掘,所以一直無法得到證明。

陪葬寶物十一:瓷器

唐三彩碎片竟然裝了11筐

瓷器作為陪葬寶物,可謂歷史悠久,而且也是陪葬的必陪物品。

著名的瓷器有唐朝的唐三彩、越窯的青瓷、邢窯的白瓷;宋朝時候有著名的哥窯的冰裂紋瓷器;明朝有景德鎮的青花瓷。

其中,唐三彩更是享譽世界,然而它們卻遭到盜墓賊的嚴重破壞。

作為有名的瓷器,唐三彩是一種盛行於唐代的陶器,以黃、白、綠為基本釉色,後來人們習慣地把這類陶器稱為「唐三彩」。

實際上,唐三彩的生產至唐代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了,它吸取了中國國畫、雕塑等工藝美術的特點,採用堆貼、刻畫等形式的裝飾圖案,線條粗獷有力,以造型生動逼真、色澤艷麗和富有生活氣息而著稱。

我國發現最早的金器是在甘肅玉門夏代古墓中出土的金耳環。

到了商代,金器已經得到了上層社會的廣泛使用,但商代金器以裝飾物為主,器物類則相對較少。

白銀出現晚於黃金。

春秋時期的銀錯銅兵器,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使用銀器的實例。

到了隋唐時代,金銀器的製作和應用達到歷史的巔峰。

當時,除了飾物外,還生產餐具、茶具、佛教法器等生活器物,且品種大為增加。

兩宋時期,不僅上層社會使用金銀器,連酒館食肆的飾品及飲食器皿也都使用金銀器。

宋代金銀器無論在造型上,還是紋飾上,都脫離了唐代的富麗之風,變得素雅和富有生活氣息。

明代的金銀器,造型莊重,裝飾華麗,雕鏤精細,而明定陵出土的金冠、金盆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然而,雖然在考古發掘中不斷會有金銀器的出現,但是誰也想像不出,在一座墓葬中出現560件金銀器是什麼樣子。

1958年7月,定陵地宮經過兩年零兩個月的挖掘和清理,共出土了各類絲織品和衣物、金銀器、瓷器和琉璃器、玉石器、漆木器、首飾、冠帶和佩飾、梳妝用具、木俑、武器和儀仗以及諡冊、諡寶和壙志等器物2846件(不包括錢幣和紐扣)。

其中,光金銀器就有560件。

在一座墓葬中挖掘出如此眾多造型別致、設計科學、工藝精湛、選料上乘的金銀器,只能是皇家陵墓所獨有了。

定陵所出土的560件金銀器,其中金器289件,最令人驚嘆的是朱翊鈞的金冠和皇后的鳳冠。

金冠用極細的金絲編成,冠上部鑲嵌了兩條金龍戲珠。

而皇后在舉行慶典時所戴的鳳冠則共有4頂,形狀都差不多,每頂上都鑲有珍珠500多顆,寶石100多塊。

另外,還有皇帝的龍袍,上繡12條形態各異的團龍;繡有各種花草及百子圖的皇后百子衣。

明代殉葬的方式主要是自縊、絕食,但其具體過程卻鮮見於正史。

1464年,明英宗臨終時作出了一個決定:從他開始,廢除這種制度。

他的繼任者憲宗皇帝在臨終前也再一次強調不要殉葬,以表達對先帝所作決定的尊重。

這兩代皇帝對不以活人殉葬決定的堅持執行,終於給明初以來的人殉制度畫上了句號。

不過,史料記載,清初皇室的人殉制度曾經非常盛行。

清太祖努爾哈赤死後,就有大妃烏拉納喇氏、庶妃阿吉根、代因扎殉葬。

其後太宗皇太極死後,妃章京敦達里、安達里殉葬。

而世祖福臨死後,妃楝鄂氏、侍衛傅達里從殉。

即便是睿親王多爾袞死後,也有侍女吳爾庫尼從殉。

不僅如此,民間的各地官府也極力表揚妻妾殉夫的行為,並稱她們是「烈女」、「節婦」,有時還為其修書、立牌坊。

至康熙年間,漢將朱斐上疏,請求停止這種殘忍的做法。

於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政府明令禁止八旗包衣佐令以下的奴僕隨主殉葬的行為,終於結束了清初這一殘酷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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