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魏晉南北朝考古發現與研究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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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代是我國歷史上的大分裂時期,自公元220年東漢亡至公元589年隋統一全國,共經歷370年。

這時期的考古學特徵是:地方特色比較濃厚,過渡性比較顯著,不少遺蹟遺物凸現出軍事需求,而反映各民族間文化交流的遺蹟遺物更為引人注目,佛教遺蹟保存較多,佛教雕刻繪畫藝術得到發展。

河南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仍是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曹魏、西晉、北魏都把河南洛陽作為都城。

上述三朝的皇陵也都在洛陽附近。

對於該時期遺蹟、遺物的考古調查,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開始了。

新中國成立後,大規模地開展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考古工作,在研究方面,有關古代城址布局、墓葬分區分期、中外文化交流和早期石窟寺等遺蹟的成果較為突出。

一、魏晉南北朝遺址

(一)魏晉洛陽都城

洛陽故城是東漢、曹魏、西晉和北魏的都城。

曹魏定都洛陽,是在東漢洛陽城的廢墟上重建都城,其規模不超過東漢。

西晉時城的形制和布局亦無太大變化。

但是,魏明帝曹叡仿效其祖父曹操在鄴城西北部築銅雀台等三台的經驗,在洛陽城的西北角也建築起了金墉城。

由南北三個相連的小城組成,平面呈「目」字形,各有門道相通。

北面和中間的小城位於大城外,南面的小城位於大城之內。

最北面的小城傍依邙山,地勢高亢,四面的版築土牆依然屹立於地面之上。

中間小城上立東、西城牆,連接南北兩小城,地勢斜長平坦,牆基多已埋入地下,寬約12米。

南面小城的西牆和北牆為大城的西北城角,東牆和南牆夯築也甚牢固。

金墉城內有不少宮殿建築,如光極殿、百尺樓等。

在城內發現20多座夯土台基,還有磚地台基面,應是宮殿的遺存。

金墉城實際上是軍事性的城堡,具有制高點的作用。

由於魏晉時戰亂頻仍,出於軍事上的需要,在洛陽城的西北城牆外壁和金墉城的外壁設置了許多夯築墩台,其形制和作用如同後世的「馬面」。

墩台為長方形,為魏晉所築,北魏時對個別墩台進行小磚加固。

北城牆一號墩台已發掘,依城牆而建,通體夯築,由基礎和地上建築兩部分構成。

這種墩台——馬面的出現,是中國古代城市制度史上的一個創舉①。

1965年春,考古工作者清理了漢魏洛陽宮城西北部的一座方形夯土台遺蹟②,土台邊長250米,高2.50米。

夯土台內有一用磚砌的圓形建築,周壁上殘存4個直槽,應是壁柱的遺蹟。

圓形建築的底部中間有一個直徑0.70米的圓形磚砌小池。

有學者根據清理出的遺蹟進行復原研究,認為此建築可能是藏冰的冰室,其上可能有一座避暑降溫的殿堂。

其年代為東漢至北魏。

此建築很可能是《永樂大典》九五六一卷所載東漢、曹魏和西晉洛陽城圖中的「清暑殿」。

(二)北魏洛陽城

北魏在洛陽建都,仍利用東漢、魏晉的城牆。

東漢以來的12個城門,除開陽門外,都在魏晉或北魏時改了名。

此外,孝文帝初到洛陽時,在西城牆北端靠近金墉城處新開了承明門,從而使城門增為13個③。

北魏洛陽城最重要的改變是廢除了東漢以來南北兩宮的制度,建立了單一的宮城。

北魏都洛陽後,把宮城建在北宮附近。

據勘探,宮城的位置在全城的北部略偏西,是在漢魏北宮的基礎上興建的。

宮城有門4座,東、南牆各1門,西牆有2門。

在南牆近西段處,有一門址,便是宮城的正門——閶闔門的遺址。

正殿太極殿在宮城的前部,正對閶闔門,其基礎南北寬60米,東西長約100米,高約4米,規模甚大。

由於宮城範圍和個別城門位置的改變,導致城內的街道也有許多變化。

城內發現8條街道,東西向和南北向街各4條。

其中閶闔門至宣陽門的南北大街——銅駝街為全城的中軸線,宗廟、社稷和太尉府、司徒府等建築均分布在銅駝街的兩側。

對於北魏洛陽外郭城的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早在1954年就進行了④,1960年代對城址北城垣進行實地勘探,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又相繼對西城垣、東城垣進行了勘探、試掘。

先後發現了北魏外郭城的北、西、東三面城牆,內城門大道穿外郭城城門而過,闕口及路土皆被發現。

通過試掘外郭城垣夯土,從文化層堆積及夯土內涵的文化遺存來判斷,時代為北魏是確定無疑的⑤。

外郭城南城垣至今尚未發現其遺存。

有學者認為,當時的洛水已在城南起到防禦作用,可能就未修築外郭城的南城垣⑥。

另外,勘查外郭城垣時,在穿行外郭城址的位置上,尋找到幾處城門遺蹟。

《洛陽伽藍記》中關於外郭城內的佛寺、市場、里坊、橋等位置的描述,一般是按內城各城門「御道」的里數和方位來確指的。

現已陸續確定了九條「御道」。

這些大道的確定,基本上能勾畫出北魏洛陽城內平面布局的框架。

在主幹大道的兩旁也勘探到一些較窄的路土和夯土遺蹟,這為調查北魏洛陽城的里坊布局打下了基礎。

有學者自洛陽出土的北魏墓誌資料入手,探討有關北魏洛陽城的里坊問題⑦。

洛陽出土北魏墓誌近300方,其中涉及里坊的墓誌,大約130餘方。

根據這些墓誌資料,進一步豐富了里坊的研究內容。

僅里坊的名稱,就由原來的43增加到88個。

里坊的分配大致還有一定的標準,有以官位為主的,有以族姓為主的,還有以伎作為主的。

考古工作者還對與北魏洛陽城有關的水道進行了勘探,如谷水、陽渠、長分溝的流向及方位,北魏時洛陽的確切位置等都取得顯著的成果。

這些河道遺蹟的勘察,對於研究城市的布局規劃,古代都城的供水問題等都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1985年以來,為配合城鄉基本建設,在北魏洛陽西郭城內,閶闔門外御道和西陽門外御道之間進行了大面積的考古鑽探和發掘⑧。

這一地區分布著東漢以來著名的白馬寺和北魏洛陽最大的商業市場「大市」。

此次鑽探和發掘發現了一些坊間道路和不同類型的房舍、窖穴,為進一步弄清里坊布局和手工業作坊提供了線索,在清現出的一大批有價值的古代文物中,北朝瓷器和釉陶尤為重要。

北朝瓷器有青瓷、黑瓷兩種。

青瓷有杯、壺、碗、盞、盞托、缽、盤、盂、多足硯等。

黑瓷有碗、杯、盂等。

釉質透明度差,少數釉質清亮,施釉以滿釉和蘸釉為主。

青瓷上飾弦紋、三角紋、蓮瓣紋,為先刻花後掛釉。

黑瓷飾弦紋。

這批北朝瓷器是近年來考古發掘中所見北方瓷器中的精品。

從產品質量看,北方燒瓷技術已趨成熟;同時已可看出北方制瓷業的發展趨勢,即由燒青瓷向白瓷轉化。

它們地層關係清楚,時代準確無誤,應為產自北方的民用瓷。

同時出土的還有釉陶類器物,有碗、杯、盞、罐等,有單色釉,有兩彩釉陶。

特別是釉下彩釉陶,色澤鮮明,花色較多,釉質瑩潤明亮,工藝精湛,其紋飾結構及風格仿波斯薩珊玻璃器,但從釉陶胎、形制看則可定為本地所產。

釉陶的出土,為研究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貴資料。

其中兩彩釉陶,從其陶胎、施釉方法及釉色的組成看,似與後來的唐三彩之間有著淵源關係。

2001年秋~2002年春,對北魏宮城正門閶闔門遺址進行發掘,全面揭露了城門樓台基、門前左右雙闕台基、闕間廣場及城門兩側東西院落的一部分。

城門樓位於宮城南牆缺口北側數十米處,坐落在一個長約44米的長方形大型夯土台基上,周邊設有8條漫道,其中南北側各3條,分別正對城門樓3個門道;在門前安置的左右雙闕,直接坐落在宮城南牆門址缺口的兩側;城門基址東西兩側分別為由土窄牆圍起來的兩組院落,各有院門。

閶闔門、闕、牆之間這種獨特的平面關係和布局為以往工作所不見⑨。

2008年至2009年,對北魏宮城二號宮門遺址進行了發掘。

它是北魏時期的一座三門道殿堂式門址,除不設雙闕外,其規模大小、形制結構都與閶闔門相似⑩。

北魏佛教盛行,洛陽佛寺竟達1367座,其中最大的一座是永寧寺,建於北魏熙平元年(516年),規模浩大,建築宏偉。

永寧寺遺址東北距北魏宮城南門基址約1千米,東約250米處即為北魏銅駝街遺蹟。

寺院平面呈長方形,四周有夯土圍牆,周長1040米,中心為塔基遺址(11),高出現地面約5米。

基座呈方形,分上下兩層,皆為夯土版築而成。

下層基座是當時就建於地下的基礎部分,夯土厚2.50米以上。

在其中心部位築有上層夯土台基,四面用青石壘砌包邊,這應是建於地面上的木塔基座,長寬均為38.20米,高2.20米。

四周清理出一些獸形石雕,當為「螭首」之類的裝飾構件。

台基四面正中部位各有「慢道」一條。

在第五圈的檐柱之間,發現有殘牆基,在殘存的牆基與白灰地面處,保存有門窗痕跡。

在台基中部有一座用土坯壘砌的方形台,台的東、南、西三壁上,保存著5座壁龕,塔基範圍內出土大量的泥塑佛像,可能就供奉於這些壁龕之中。

除佛像之外,還有供養人的造像。

這些泥塑造型精細,形象生動,要比同時期的石窟造像更加細膩、逼真,是我國古代雕塑藝術珍品(12)。

在土坯實心體北壁還有供人登塔的木梯遺蹟。

在塔基中部尚有1.70米見方、深5米的坑,似為木塔的地宮。

永寧寺的建築布局,是以佛塔為中心,佛事活動主要圍繞佛塔進行。

據《洛陽伽藍記》載:「永熙三年(536年)二月,浮圖為火所燒……火經三月不滅。

」從殘存遺蹟看,此塔確係焚毀於大火。

(三)澠池鑄鐵作坊遺址

1974年,在澠池火車站東南不遠,發現一處東漢至北朝時期的鑄鐵作坊遺址(13)。

遺址南北長250米,東西寬220米。

在遺址北側,發現一處大約是北魏時期遺留的鐵器窖藏坑。

坑為圓形,坑內窖藏鐵器4195件,比較完整的1300件,器類達60種以上。

鐵范152件,其中包括鐵板范、雙柄犁范、犁范、鏵范、鍤范、鏃范、斧范、鐮范、錘范、碗形器范及鋤形器范等。

部分鐵范上有銘文,如「澠」、「津」、「陽成」、「周左」、「澠左」以及「澠池右」等字。

鐵器4043件,包括手工業工具、農具、兵器、生活用具及其他。

很多農具鑄有銘文,大部分為產地,如「澠左」、「澠右」、「新安」、「新安左」、「夏陽」及「絳邑冶右」等。

兵器有斧、鏃、矛、劍、鐓等。

其中斧最多,為431件。

生活用具及其他器具有釜、鏊、甑、燈、案形器、炙爐、鐵權、車飾和網墜等。

鐵材共出有750公斤左右,都是白口鐵,一種是三角形鐵錠,一種是圓形鐵餅。

還出有鐵質很差的渣塊燒結鐵。

經化驗和研究,認為這是中國早期鋼製用具和工具的一次重要發現。

鐵器原材料包括了除合金鑄鐵之外,今天所有的生鐵品種。

其中低矽灰口鐵含矽只有0.21%,從現代技術看是很難達到的,可稱鑄鐵史上的奇蹟。

還發現了可以代替鍛鋼的類似現代球墨鑄鐵的球墨組織等。

這類高水平的冶鑄技術,雖然在漢代已經出現,但澠池窖藏進一步表明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有了新的進步和推廣。

(四)鞏義白河瓷窯遺址

白河瓷窯遺址位於鞏義市東5千米的北山口鎮白河村,2005年至2008年,考古工作者對白河瓷窯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14)。

白河窯的文化堆積內涵豐富,延續時間長,其中北魏和唐代堆積最具代表性。

在清理的眾多遺蹟中,以燒制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的北魏窯爐以及出土北魏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的灰坑等最為重要。

北魏窯爐(IIIY1)殘長13.70米,由窯前工作坑、火膛、窯室和煙囪組成。

窯前工作面為長方形,火膛平面呈馬蹄形,殘存高度1.10米,窯室保存較差,窯床平面呈長方形,而護牆和煙囪部分已損壞不存。

在北魏窯爐和灰坑中出土大量瓷器和窯具。

北魏瓷器以青釉瓷器為主,白釉瓷器次之,少見黑釉瓷器。

青釉瓷器以碗為主,另有盤、豆、缽和盆等。

胎壁較厚,器內滿釉,器外壁半釉,垂釉現象較普遍。

白釉瓷器主要有杯、碗等。

器壁厚薄均勻,器內滿釉,器外施釉過腹,無垂釉現象,釉色白中泛青。

黑釉瓷器主要是碗。

北魏窯爐及其產品的發現,為探討早期白瓷的起源及其演變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

二、魏晉南北朝墓葬

(一)魏晉皇陵

曹魏自黃初元年曹丕即位至公元265年禪晉,凡五帝45年。

據文獻記載,曹魏皇陵應在洛陽附近,但由於魏祚較短,又上距漢代很近,墓葬形制和殉葬器皿可能與漢代不易分辨。

因此,曹魏皇陵至今尚無確切的線索,有待於將來的考古勘探和發掘來解決。

西晉建都洛陽,皇陵也應在其附近,但有關帝陵的文獻記載很少。

早年出土的《晉故中書侍郎穎川穎陰荀岳及妻劉簡訓墓誌》和《晉武帝貴人左太沖之妹左棻墓誌》,為尋找文帝崇陽陵和武帝峻陽陵的地望提供了線索(15)。

傳左棻墓誌出於南蔡莊北地的鏊子山一帶,考古工作者在這一帶進行勘探,在南蔡莊以北的山坡上發現一處西晉墓地。

這裡有墓23座,均坐北朝南,墓地內墓葬布局主次分明,排列有序,顯示出死者生前的尊卑關係。

研究者將這裡的考古發現與左棻墓誌和文獻相聯繫,又根據當地的地理條件,初步認定這個俗稱「峻陵兒」的墓地就是峻陽陵(16)。

荀岳墓誌出自邙山腳下的潘屯至杜樓一帶,依此線索,在潘屯、杜樓以北的枕頭山找到一處西晉大型墓地。

共探出墓葬5座,均為坐北朝南,墓的形制、布局等都與峻陽陵墓地相同。

墓地周圍殘存有陵垣及建築遺蹟。

綜觀這些材料,可以認為枕頭山墓地即晉文帝的崇陽陵(17)。

由於基本確定了峻陽陵和崇陽陵之所在,為進一步查明西晉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和惠帝太陽陵奠定了基礎。

(二)洛陽魏晉墓

洛陽魏晉墓包括曹魏和西晉兩部分。

曹魏墓目前發現還不多,以孟津曹休墓、偃師杏園六號墓和澗西正始八年(247年)墓為代表。

2009年4月至2010年4月,在河南洛陽孟津縣宋莊鄉三十里舖村發掘的曹休墓,為長斜坡墓道磚券多室墓,由墓道、甬道、耳室、前室、後室、北側室、南雙側室等組成。

墓葬土壙東西全長50.60米,南北寬21.10米,深10.50米。

其中墓道長達35米,最寬處達9米。

所用墓磚可分為條形磚和楔形磚兩種。

最大的墓磚長46厘米,厚10厘米,重達50公斤,可見墓葬規格之高。

在楔形磚上發現朱書「左」、「右」、「第一」、「第二」以及「第三」等文字,且位置排列有序,應為預製。

有些磚上還發現有戳記,可以釋讀出來有王、梁等各種各樣的姓氏,應該是工匠的名字。

墓內出土有陶器、銅器、鐵器、金銀器等。

其中前室出土1件鎏金銅帶鉤異常精美。

墓內還發現1枚銅印,篆書「曹休」二字。

曹休墓是有墓主人姓名記載的曹魏時期的貴族大墓,是曹魏時期的標誌性墓葬,為東漢和曹魏時期墓葬的分期提供了標尺,同時對《三國志》等文獻具有印證意義(18)。

杏園六號墓,由墓道、前甬道、前室、南北耳室、後室和後甬道等組成。

墓道寬大,前後室平面均呈較窄的長方形,前室兩側設耳室。

隨葬陶器有壺、鼎、奩、案、盆、盤、耳杯及倉、灶、豬圈、雞等明器。

原報告認為「此墓的形制、結構和出土物與曹魏正始八年墓相似,故其時代應與正始八年墓相當」(19)。

曹魏正始八年墓(M2035),由墓道、甬道、墓室、耳室等組成。

除墓道外,墓室均用磚砌築,前室為四面結頂的方形,後室為弧頂長方形。

此墓出土隨葬品較多,以陶器為主,另有銅器、鐵器和玉器,隨葬品中以帶「正始八年八月」銘文的鐵帷帳架而聞名。

另外還有玉杯、漆器、銅博山爐、銅鍋等(20)。

從已發現的曹魏墓葬看,大部分為多室磚墓,與東漢晚期墓葬接近,有前、後二室,前室近方形,設左、右兩耳室,耳室內多放置陶器。

後室平面長方形。

前有甬道和長斜坡墓道。

這種平面布局,應是當時流行的形式。

總的來看,不論是墓葬結構還是隨葬器物,都有簡化的趨向。

洛陽西晉墓發現較多。

從已發現的西晉墓看,已由多室墓向單室墓過渡,多有甬道和長斜坡墓道,墓道上寬下窄,呈台階狀。

因墓葬的規模不同,致使墓葬形制、結構以及隨葬器物的品種數量等方面都存著較大的差異。

較大型的墓葬墓室多為方形,四壁砌成外凸的弧線狀,四隅砌出角柱,有的在甬道處還設有石門。

出土遺物中常有金飾和大量的陶質明器,包括鎮墓獸、牛車、鞍馬及庖廚、家畜、家禽等。

陶俑中有高鼻深目的西北少數民族形象,還出現具有時代特徵的方形多子槅、翻口罐等器物。

也發現一些極簡陋的淺葬土坑豎穴墓。

在這一時期還出現了記載死者身世的墓誌,這正是西晉時期封建等級制度日益嚴格的反映。

1953~1957年,在洛陽發掘晉墓54座,在洛陽西郊谷水工地和澗西16工區都發現有晉墓;其後,在洛陽西郊又發現8座晉墓。

近年來隨著城鄉基本建設規模的擴大,在孟津、洛陽北郊、偃師、鞏義等地都發現有晉墓。

1950年代在洛陽發掘的54座晉墓中,有34座單室墓,20座雙室墓。

1991年在孟津三十里舖村南、送莊鄉東山頭村南等地發掘了一批西晉墓(21)。

在三十里舖發掘4座晉中晚期墓,均為大、中型墓。

有雙室土洞墓、單室磚券墓、單磚室墓等幾種形制。

這4座墓共出土隨葬品89件,有陶器、瓷器、玉器、銅器和錢幣5大類。

其中有模型明器17件,俑類17件。

玉器有玉玦、玉佩、玉片、玉珠等。

銅器有弩機等。

在送莊鄉東山頭村南發掘西晉墓1座(M99),為雙室土洞墓,內置帳座、多子槅、灶、豬、水斗、耳杯、車、燈、馬、女侍俑、磨、甑、釜以及銅鏡等。

從墓內出土器物看,該墓時代亦為西晉中晚期(22)。

1989年冬,在洛陽市東郊清理了2座西晉墓(23)(M177、M178)。

M178是一座單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組成。

墓室平面近方形,為穹窿狀頂。

該墓形制與洛陽的太康八年墓相近。

出土的灶、井、奩、豬圈等與洛陽曹魏正始八年墓出土的同類器物相似。

但該墓出土的空柱盤、雙耳壺、武俑、低圈足碗等少量器物又不見於洛陽地區的曹魏墓中。

這說明該墓的隨葬品具有從曹魏墓向西晉墓的過渡性質。

其年代應為曹魏晚期至西晉早期。

M177是一座雙室磚券墓,前室平面近正方形,四隅設有曲折磚柱。

後室的平面呈長方形。

墓內隨葬有陶質生活用具、俑類、模型明器、帳座等。

該墓形制與杏園34號墓相近,從隨葬品的器形變化看,年代晚於東郊M178,為西晉中晚期。

1980年,在洛陽澗西拖拉機廠發現的晉墓中,也出有四系陶罐、雞頭瓷壺、五銖銅錢。

其中的瓷雞頭壺在洛陽發現很少,這種青瓷雞頭壺多見於南方,在北方地區少見,由此說明當時江南地區和中原地區間的交往和聯繫(24)。

通過對典型墓葬的形制、典型隨葬品的類型等方面進行分析研究,有學者將洛陽地區的魏晉墓分為三期四段。

第一期墓葬以偃師杏園M6為代表,「其前堂後室,兩側對稱耳室的基本形式,顯然承襲著漢墓的風格。

隨葬品的種類和形制更是漢風猶存」。

由此表明該墓的年代晚於東漢不遠,約當曹魏前期。

但墓葬形制與東漢晚期相比已出現了較明顯的差異,即由橫列前堂墓發展為順室墓,隨葬品器形也少有變化。

第二期分早、晚兩段,分別與曹魏後期和西晉早期對應。

第三期墓葬的主要形制和隨葬品雖然在第二期已經出現,但至本期才趨於完善和制度化,若干紀年墓葬的出現為準確判斷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證據,約當西晉中晚期(25)。

(三)河南其他地區魏晉墓

除洛陽外,河南其他地區也發現了一定數量的魏晉墓葬,它們多分布於鄭州、安陽以及南陽等地。

1955年,在鄭州舊城南發現一座晉墓,其形制與洛陽晉墓相同(26)。

從1960年代開始,相繼在鞏義石家莊(27)、芝田村(28)、北窯灣(29)和倉西(30)發現了一批晉墓。

其中芝田村發現較多,共24座,均為土坑洞室墓。

其中所出的盤龍硯較為罕見。

在南陽也發現一批晉墓(31),墓中有一些用漢代畫像石建築,可謂「廢物利用」。

1974年,在安陽孝民屯發現的5座晉墓較重要(32)。

這5座晉墓的年代當在西晉末年至東晉初年。

其中M154出土了我國目前發現的唯一的一套晉代鎏銅馬具,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

鎏金銅馬具包括鞍具、轡具和前後鑾飾,共123件。

馬鞍帶有垂直的前後鞍橋,為了解鞍具的演變提供了實物依據。

出土的單馬蹬,與東北及南京地區晉墓所出單馬蹬不同,且年代較早,證明雙馬蹬是由單馬蹬發展而來的。

5座墓內均有頭龕,除M197外,頭龕內都有牛骨,有的還有狗骨、馬骨,由此推斷其墓主人應是少數民族的鮮卑人。

2005年至2008年,在安陽固岸墓地發掘5座晉墓(33)。

其中M52是一座帶有狹長斜坡墓道的磚室墓,出土陶器有多子槅、扁壺、牛車、俑、奩、罐、灶、耳杯、勺、盤、井、碗、釜和圓盒等。

這一時期在河南還發現了一些一墓葬多人的祔葬墓,有學者對此也進行了專門的論述(34)。

在河南具有代表性的袝葬墓有洛陽周公廟裴祗墓,葬一家三代4口人;洛陽土孫松墓,葬兩代3口人;鞏義石家莊墓葬3人。

西晉以後,北方的大中型墓以方形或長方形單室墓最為常見,而袝葬墓的平面結構都是兩室以上的多室墓,與當時流行的墓葬形制不同。

通過對袝葬墓的分析,可概括出有關袝葬墓的幾個特點:其一,袝葬墓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廣泛流行的一種埋葬方式。

其二,袝葬墓以家庭為單位,袝葬者是墓主人的直系親屬,他們有的同時埋葬,有的後來葬入。

其三,祔葬墓絕大多數採用多室墓的形制,墓的形制無定製,根據袝葬者多少而定。

其四,因袝葬墓而出現的多室墓既不反映時代的早晚,也與等級制度無關。

(四)洛陽北魏皇陵

北魏自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從平城遷都洛陽,經孝文、宣武、孝明、孝莊、節閔及孝武六帝,歷時41年,其中孝文帝葬長陵,宣武帝葬景陵,孝明帝葬定陵,孝莊帝葬靜陵,諸陵均在洛陽。

由於日久年湮,戰亂頻仍,其位置多已失真。

有人根據被盜掘的北魏大墓中出土的墓誌,推斷孟津官莊村之大冢就是北魏孝文帝長陵,小冢就是文昭皇太后陵(33);邙山鄉望朝嶺村至冢頭村一帶的大冢,則很可能就是景陵;洛陽邙山鄉上砦村南的大冢,很可能就是靜陵;孝明帝所葬的定陵,在長陵、景陵以東15千米太倉村東北、西山頭村一帶(36)。

北魏帝陵位置的大致確定,加之一大批北魏墓誌的出土,證明在黃河兩側的北邙,是北魏統治集團的墓區,這裡既包括帝陵,又有一大批權貴的袝葬墓,這種布局形式也影響了唐代的陵墓。

(五)洛陽北朝墓

1955年,在洛陽澗西發現數座平民墓,其中一墓出有「天統五年二月十日歲次乙丑戴仲和銘」墓誌(37)。

1965年,在洛陽老城盤龍冢村南的邙山半坡,發現了北魏元邵墓(38)。

該墓為土壙洞室,斜坡墓道,墓門用小磚封閉,甬道為拱形頂,墓室近方形,四壁稍向外弧,頂部呈四角攢尖形。

墓室右側有土台棺床。

出土陶俑115件,皆為泥質青灰陶,系頭和身軀分別模製後,插合成整體。

全身施粉彩,服飾、甲冑等又加施朱彩。

還有一些動物模型如馬、駱駝、驢、牛、豬和鎮墓獸等。

元邵墓的這批陶俑形象生動,保存比較完整,墓葬形制也比較清楚,是一批具有重要考古價值的資料。

甬道中出土的元邵墓誌對研究北魏的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1974年,在洛陽市前海資村西南發現的北魏元墓(39),出土陶俑數百件,並出土元墓誌。

墓冢系夯築,圓形,高約20米,直徑約35米。

墓室近正方形,穹窿頂,全為雙復雙券。

墓上壁和頂部全用白灰塗地,上施彩繪,四壁壁畫已被破壞,墓室頂部的「星象圖」卻保存完整。

圖中的天象當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星空(40)。

這是我國發現時代較早、幅度較大、星際較多的一幅「天象圖」,是研究我國古代天文學的寶貴資料。

1979年,清理的元暐墓(4)出土了墓誌、陶器和陶俑等,墓誌現存開封博物館。

元暐為北魏統治集團上層人物,該墓的發掘,不僅對北魏墓葬形制有所了解,而且對史書之闕文予以增補。

1985年,在孟津縣玻璃廠發現北魏侯掌墓(42)。

該墓為單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墓室構成,出土有墓誌、陶容器、模型明器、動物模型、俑、車和鎮墓獸等。

侯掌生前擔任燕州治中從事史,是北魏較高級的地方官吏。

1989年,在孟津朝陽附近的北陳村發現一座北魏墓(43)。

該墓為單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組成。

在墓室東壁保存有壁畫,畫面動靜交融,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北魏世俗畫卷。

隨葬品87件,有彩繪陶俑和動物模型、陶質生活用具和明器、金屬器等幾類,並出土墓誌一方。

墓主王溫是北魏一名異姓將領,該墓的發現,證明了宿白先生關於北魏異姓貴族墓地偏居元姓貴族墓地之外的論斷是正確的(44)。

1990年代初,在偃師縣杏園村一帶又清理了4座北魏墓(45)。

其中洛陽刺史元睿墓,由墓道、甬道、墓室構成。

從墓誌志文可知,元睿出身皇族,為昭成皇帝之後。

其他三座墓年代與元睿墓相當。

在M4031內出土的一件朱書鎮墓罐,承襲了東漢晚期的一些喪葬習俗。

多年來,在洛陽出土過近10具石棺。

如1977年在洛陽市郊上窯村發現石棺1具,由棺蓋、左右兩幫和前後擋6塊石板安榫裝配而成,棺蓋內繪太陽和月亮,棺周身雕人物、神獸、花鳥等花飾。

採用陽刻減地和陽刻加陰線。

此棺為升仙畫像石棺的代表,為研究這一時期的雕刻藝術提供了資料(46)。

另外,還有些石室也很有價值,如著名的北魏寧懋石室(47)。

石室的建築為橫長方形懸山式建築,葬入墓內,作祭奠用。

在石室上有畫像石刻9幅,有武士像、人物故事畫像等,為研究這一時期的石刻藝術提供了資料。

1983年,在洛陽澗水東岸發現1座北周墓(48)。

該墓為土洞墓,出土有陶碗、罐、銅飾、銅帶鉤、鐵削和「五行大布」錢2枚。

「五行大布」錢鑄於武帝建德二年(574年)。

北周歷史短暫,此期墓葬在洛陽發現甚少,故此墓的發現或可填補此地區北周墓的空白。

(六)孟州、沁陽北朝墓

1979年,在孟州西南2.5千米的鬥雞台,發現北魏司馬悅墓(49)。

該墓為磚室結構,穹窿頂,墓室為正方形,邊長6.75米。

墓內除出有一批瓷碗、瓷唾盂和少量陶器之外,還出土有長方形墓誌一合。

墓誌內容豐富,為研究北魏的部分歷史,提供了新資料。

此外,司馬悅墓誌書法瀟洒穩健,是魏體書法中的上品。

1972年,沁陽市西白鄉發現北朝晚期墓1座(50)。

該墓為洞室墓,由甬道、墓室組成。

該墓早年被盜,殘存隨葬品有青瓷釉雞首壺、瓷碗、瓷盅。

出土文物中的畫像石棺床上飾有線刻人物及鳥獸、花卉圖案。

(七)安陽、濮陽北朝墓

1971年,安陽縣清嶺村發現北齊文宣帝高洋妃顏氏墓(51)。

該墓為洞室墓,隨葬品有陶瓶、銅錢、玉片,有磚志一方,志文云:「夫人顏氏,字玉光,齊州人也。

1971年,在安陽縣洪河屯村發現北齊武平六年(575年)的范粹墓(52)。

該墓為一座坐北向南的土洞墓。

墓室平面呈方形,穹窿頂。

隨葬器物比較豐富,並出土石墓誌一合。

墓內出土陶俑67件,有武士俑,有頭戴尖頂或圓頂風帽、外披套衣的鮮卑侍吏俑,還有儀仗俑、男女侍俑、騎馬俑以及陶動物模型和鎮墓獸等。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出土的13件瓷器,大部分都很精美。

其中有4件黃釉瓷扁壺,壺身滿施橘黃色釉,底部有凝脂狀醬色釉珠。

壺兩面均飾有胡騰舞圖案,人物可能屬於當時西域人的形象。

這一現象反映了當時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歷史背景。

1975年,安陽縣張家村發現北齊和紹隆夫婦合葬墓(53)。

該墓為磚室結構。

隨葬品有200多件陶俑,還有陶動物模型以及灶、磨、碓、井等明器。

墓誌2合,第一合志文為「齊故東徐刺史和公墓志銘」,第二合志文為「齊故元夫人墓誌之銘」。

此墓是繼范粹墓之後的又一發現,為研究北齊歷史增添了新資料。

1958年春,在濮陽城東河寨村發現一座北齊武平七年(576年)的李雲墓(54)。

墓內出有墓誌兩合,墓主為李雲及其妻鄭氏。

志文字體筆畫流暢,近於楷書,但豎筆保留著魏碑特點。

墓內還出土4件青瓷罐以及陶俑。

2005年至2008年,在安陽固岸墓地發掘了北朝時期的墓葬160餘座(55)。

東魏墓葬90多座,北齊墓葬70座左右。

北齊墓均為豎穴土坑洞室墓,墓道為斜坡式或豎井斜坡式,墓室有鏟形墓和刀形墓兩種。

在這兩種墓葬中,以鏟形墓規格較高,隨葬品也較多。

東魏墓葬的形制以及出土器物基本上和北齊墓相同,多數為平民墓。

墓葬較為集中,排列整齊,具有明顯的家族性質。

固岸墓地出土的北齊和東魏時期的瓷器有白瓷、青瓷、醬釉瓷、黑瓷。

其中青瓷有盤口龍柄雞首壺、四系蓮花罐、碗、罐、高足盤、盞。

白瓷有白釉綠彩雙系罐。

醬釉瓷器有盤口壺、四系罐、盤口束頸鼓腹罐和小盤口罐。

黑瓷有瓷碗等。

(八)鄧縣南朝彩色畫像磚墓

1957年,在鄧州市學莊村發現一座南朝彩色畫像磚墓(56)。

該墓由甬道、墓室構成。

隨葬品有55件陶俑。

但最有價值的是墓內的壁畫和畫像磚。

壁畫繪於墓門正面,正上方繪饕餮,口銜一長柄兵器,兩旁券門的中部畫一飛仙,門兩旁各畫一手持寶劍的門吏。

畫像磚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最主要的、數量最多的一類是以牛車為中心的車騎出行,以及侍衛、武士、鼓吹奏樂和儀仗、舞蹈表演、出遊的仕女及後隨的騎馬主人等,它們與墓內所出土的50多個儀仗陶俑相配合,表明墓主人生前是擁有武裝的人物。

另一類是一些故事畫像磚,如「郭巨埋兒」、「商山四皓」等。

第三類是反映神話的,如代表四方的四神,代表祥瑞的珍禽異獸——麒麟、鳳凰、天馬以及飛仙、化生、羽人等。

這些畫像磚對於研究南朝社會生活、輿服制度、音樂舞蹈、雕塑藝術等都是非常珍貴的資料。

三、魏晉南北朝佛教文物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出現了大量的寺廟和一些石窟,如著名的洛陽永寧寺、登封的嵩岳寺、洛陽龍門石窟、鞏義石窟等佛教建築。

由於年久日遠,保存下來的遺蹟、遺物多為塔基、塔、石窟造像等。

(一)嵩岳寺塔地宮與寶山靈泉寺塔林

1.嵩岳寺塔地宮

嵩岳寺塔位於登封縣西北6千米的嵩山南麓。

該塔建於北魏正光年間(520~524年),是我國現存時代最早的密檐式磚塔。

1988年對地宮進行了清理(57)。

地宮位於塔基中,由甬道、宮門、宮室等部分組成。

宮室位於塔內中部稍偏西,平面近方形,邊長為2.04~2.08米,殘高1.30~1.50米,從結構看,原應有穹窟頂。

四壁繪有壁畫,分上、下兩層布置,上層為雲紋,下層有仿木結構建築的柱枋斗拱及人物,在人像側面有隱約可見的墨書題記,似為人名。

從地宮中央清理出造像、建築構件、生活用品、石刻及銅錢等70餘件文物。

其中以釋迦像及其背光後面刻的發願文中有「大魏正光四年歲……四日丁未佛弟子向□□釋加像一軀願名……養長生任官日□□……從心」最為重要,所記年款當為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恰為嵩岳寺塔建造前後,是研究該塔創建年代的珍貴實物資料。

這是地宮中發現的唯一有年號的佛像。

2.寶山靈泉寺塔林

寶山寺亦名靈泉寺,位於安陽西南30千米的寶山東南麓(58)。

據碑文記載,寶山寺創建於東魏武定四年(546年)。

隋文帝時改寶山寺為靈泉寺。

在寺院附近的崖壁上,有大量的摩崖塔龕及其他窟龕。

其中的北齊雙石塔已為世人重視(59)。

北齊建造的道憑法師塔是東西並列的兩座石塔,位於寶山寺舊址西側的台地上。

兩塔皆為單層石造墓塔,造型大體相同,平面都呈正方形。

西塔門楣刻楷書「寶山寺大論師道憑法師燒身塔」的題銘。

塔門東側前壁刻有「大齊河清二年三月十七日」的楷書題銘。

該雙塔的發現,對於了解東魏、北齊鄴城一帶的佛教活動和道憑的生平事跡,以及佛塔建築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

(二)石窟寺考古

1.龍門石窟

龍門石窟是我國北方三大石窟群之一,位於洛陽市南13千米的伊水兩岸東、西山上,南北長約1千米。

石窟開鑿於北魏遷都洛陽(494年)前後,歷經東魏、西魏、北齊、隋唐,北宋續有雕鑿。

其中北魏窟龕約占三分之一。

北魏代表性洞窟有古陽洞、賓陽洞、蓮花洞。

古陽洞開鑿於北魏遷都洛陽前後,其正壁為一佛、二菩薩,左右壁各有三層龕像。

除少數唐代補刻小龕外,基本上是遷都後的北魏造像。

其中紀年最明確的以太和十九年(495年)長樂王丘穆亮夫人尉遲造彌勒像銘為最早。

賓陽三洞中僅中洞完整,為北魏後期的代表性洞窟,正壁列一佛、二弟子、二菩薩,是典型的五尊像組合。

蓮花洞補建於北魏晚期,以一佛二弟子三尊像高浮雕蓮花藻井和繁多細緻的佛龕裝飾而馳名,且與古陽洞、賓陽洞並稱龍門北魏三大窟。

這個階段至北魏末年,陸續開鑿的石窟還有火燒洞、石窟寺、藥方洞、魏字洞、唐字洞、趙客師洞、普泰洞等。

北魏後期的洞窟形制,主要是繼用雲岡石窟中曇曜五窟馬蹄形平面、穹窿頂的草廬形式。

另一種是方形平面、平頂略圓、後壁鑿壇、左右壁開大龕的形式。

這一時期的造像,多為面容消瘦的「秀骨清像」。

佛多著褒衣博帶式裝,衣褶層疊稠密,衣裙垂蔽方台座或束腰須彌座。

菩薩所披的帔帛交叉下垂,大裙下擺兩角尖長。

背光多為舟形。

龕飾華麗,龕形有尖拱、楣拱、屋形龕等多種。

龕像題材多為釋迦、交腳彌勒等。

晚期還出現釋迦多寶並坐、無量壽佛和藥師佛等。

在雕刻技法上,已由雲岡石窟的直平刀法向龍門圓刀法過渡,風格也從雲岡的渾厚粗獷轉向龍門的優雅端莊。

東魏、西魏造像,大都是在北魏洞窟壁面上補刻小龕,龕形無大的變化,龕飾趨於簡化。

北齊也多作龕像。

北齊武平年間,無量壽佛始稱阿彌陀佛,造型變得矮胖壯健,隆胸、寬肩,有厚重感。

這是一種自北魏造像向唐代過渡的表現。

龍門石窟的北朝造像所表現的中國化、世俗化的趨勢,是北魏遷都於黃河流域漢文化中心以後,在雲岡造像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在形成中國式佛教藝術的過程中起到承前啟後的作用,對其他石窟也產生了影響(60)。

2.鞏縣石窟

鞏縣石窟位於鞏縣東北7.5千米的洛水北岸。

創建於北魏晚期,原名希玄寺。

已知最早的造像題記是北魏末普泰元年(531年)的。

此後,東魏、西魏、北齊、隋唐皆增鑿龕像。

現存5個大窟,328龕,7700餘尊造像及186方銘刻,是河南省僅次於龍門石窟的重要石窟。

5個窟均為方形平面,除第五窟外,余者都有中心塔柱,柱四面鑿龕設像,窟頂鑿平綦,刻伎樂飛天、蓮花等浮雕。

造像面形方圓,衣紋疏朗,紋飾簡潔。

第一窟規模最大。

外壁入口左右的力士像,手持金剛杵,勇武剛健。

中心窟四方各鑿一大窟。

窟左右壁和後壁各列4龕。

窟門兩側壁的禮佛圖作三層4組浮雕,每層以僧尼為前導,後為供養人和侍從,冠蓋相屬,反映了北魏崇佛之盛。

構圖緊湊多變,人物顧盼傳神,為中國現存此類雕刻中較完整而精美者(61)。

3.義馬鴻慶寺石窟

鴻慶寺石窟位於義馬市東16千米的石佛村(原屬澠池縣),石窟開在村西北白鹿山東端岩石壁上。

石窟依山勢而鑿,南北橫向排列。

經發掘探明原有洞窟6個,其中2個沒於土中且已風化。

現存的4個洞窟,門皆向東,計造佛龕46個,大小佛像120餘尊,浮雕佛傳故事4幅,碑碣8通。

按自北向南依次編號為一、二、三、四窟。

第一窟平面為方形,設中心方柱。

該窟內容以大型佛傳故事為主,間以釋迦、釋迦多寶與小巧的供養人,其中的「降魔變」甚為珍貴。

第二窟內南、北、西壁各有造像一鋪。

第三窟正壁雕釋迦結跏趺坐,兩側為二弟子、二菩薩,空間有許多小龕。

第四窟正壁雕坐佛5尊,空間雕有羅漢和比丘,左壁龕內坐佛3尊,龕上5尊坐佛。

鴻慶寺石窟平面均為中小方形,單室結構,是北魏晚期窟龕形制的特點,開創年代不會晚於北魏景明年間。

它以完整的布局、出色的雕造藝術,代表了北魏晚期中原地區小石窟的藝術成就,是北魏晚期重要的佛教造像遺存(62)。

4.偃師水泉石窟

1984年和1986年,文物工作者兩次對偃師水泉石窟進行勘測。

水泉石窟僅存1個窟,門北側有小龕4個。

從此窟的形制、立佛的形象以及碑文等看,水泉石窟開鑿於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的太和十幾年,完工於景明、正始年間,是一處重要的佛教遺存(63)。

5.孟津石窟

1984年,在孟津縣謝莊村附近發現一小型石窟。

石窟上方有建築痕跡,原有木構前室。

石窟沒有紀年,就其風格看,為北魏遷都洛陽初期營造。

石窟和佛龕的形制及布局,頗具雲岡石窟後期遺風,而造像風格已開始向龍門風格過渡。

初步推斷,此窟造像略早於龍門賓陽中洞造像,具有承前啟後之意義。

近年來,文物工作者在對黃河小浪底水庫淹沒區調查時,在孟津縣煤窯鄉謝家莊發現一處有紀年的北魏石窟(64)。

造像計有一佛、二菩薩、護法獅子、飛天及出行圖等。

另有題記若干處。

右壁題記有「正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左壁見「小本教」三字。

「小本」是天台宗對阿彌陀經的稱謂,故疑此窟系天台宗的作品。

這座有紀年的北魏石窟的發現,為研究中原地區北魏石窟造像特徵及佛教史增添了新的資料。

6.新安西沃石窟

1984年,在新安縣正北40千米的西沃鄉發現石窟一處(65)。

石窟開鑿於黃河南岸的垂直峭壁間,自東而西依次是浮雕石塔4座、石窟2座。

塔與石窟間還有若干小佛龕。

石塔為樓閣式方塔,屬北魏末期之作。

一號窟是該石窟的主要洞窟,窟內正壁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薩。

左右兩壁各雕一立佛、二菩薩。

窟頂為穹窿狀,雕飾一個寶蓋。

從窟內的四段題記中知該洞窟開鑿於孝昌元年(525年),完工於建義元年(528年)。

二號窟主像是帷幕下釋迦佛,結跏趺坐,施說法印。

兩側為二弟子、四菩薩脅侍。

從左壁刻造像題記表明,該洞於普泰元年四月廿九日(531年)建成。

西沃石窟是迄今所見、位於黃河中下游岸邊的唯一一處北魏石窟,為我國石窟寺藝術研究增添了一份新資料,為確認北魏末期石刻佛像型式建立了年代學上的依據。

7.安陽靈泉寺與小南海石窟

靈泉寺位於安陽市西南30千米的太行山支脈寶山的東麓。

在寺東、西兩側的石灰岩斷崖上,開鑿有洞窟200多個。

其中以寺院東側的大留聖石窟和寶山西側的大住聖石窟規模最大、時代較早、雕刻內容也最豐富。

大留聖窟門前,原有東魏時期的窟名及開鑿年代題記。

據《安陽縣誌》記載推定,大留聖窟開鑿於東魏武定四年(546年)。

小南海石窟位於靈泉寺東南5千米,面臨洹水。

石窟現存洞窟3座。

均開鑿於北齊天保年間(550~559年)。

西窟內造像有釋迦牟尼佛和二弟子,南北壁各有脅侍菩薩和弟子立像三尊。

中窟的西壁有本尊立佛和二菩薩,北壁為該窟造像主體,鑿一佛二弟子像。

東窟的北壁上中為釋迦牟尼佛和二菩薩,東、西兩壁各雕菩薩造像三尊(66)。

8.鶴壁五岩寺石窟

五岩寺石窟位於鶴壁市五岩山南麓的崖壁上。

分5處開鑿,共有窟龕41個,造像154尊,護法獅子48個,造像題記12則。

其中記載最早的開鑿時間為東魏興和四年(542年),最晚的開鑿年代為武定七年(549年),沒發現晚於東魏的造像和題記,這些題記為鑑定東魏時期石窟造像提供了斷代的標準依據(67)。

另外,在河南境內發現的北朝石窟和造像還有林縣洪谷千佛洞石窟、宜陽縣虎頭寺石窟、嵩縣鋪溝石窟以及密縣石龕、方城古襄州摩崖造像等。

(三)北朝造像

北朝造像以洛陽、鄭州、新鄉等地發現較多。

1.鄭州及附近地區造像

1970年,在鄭州西郊發現一批窖藏銅造像和1件鎏金銅造像(68)。

有永安二年(529年)造釋迦像,永安三年曹光生造釋迦像,永安三年造菩薩像、觀音像,建明二年(531年)溫生造釋迦像,天平四年(537年)王早文造釋迦像。

鎏金佛像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

這些銅造像不僅保存完好,而且大部分有確切紀年,為研究我國佛教造像藝術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鄭州市發現的兩批石刻造像(69),一是在須水鄉紅石坡,計有趙安香造像、正光二年(521年)扈豚造像等4尊。

一是在市區磨盤街,計有天保七年(556年)韓克智造像、正光二年□德何造像、三菩薩造像、永熙二年(533年)造像等。

這兩批北朝石刻造像,體現了民間工匠比較純熟的雕刻技藝。

在新鄭市收藏的北齊石刻造像中有天保三年(552年)造像、天保十年(559年)造像碑、天統二年(566年)造菩薩像。

這些造像題記書法為魏碑又接近楷書,是南北朝魏碑向唐代楷書演變的例證。

2.新鄉、淇縣造像

1978年,新鄉市博物館購得一件北魏銅造像(70)。

造像為彌勒說法。

佛像背光的背面有淺刻紋飾。

一座廡殿頂建築,上有鴟尾,下有三個人字斗拱,人字拱下面有一橫枋,橫枋兩邊各有一柱,枋、柱交接處各有一斗二升拱。

造像下部鐫刻「永平三年五月廿七日……」。

該坐像背光建築物的刻畫,特別是斗拱結構,不僅反映了北魏建築藝術的特點,同時對研究我國建築史有一定的意義。

新鄉市博物館內還藏有東魏天平四年獲嘉安村道俗一百餘八造像碑,為研究歷史上獲嘉縣的位置提供了資料。

見於報導的還有淇縣造像碑、北魏田延和造像和北齊四面造像碑。

3.洛陽造像

洛陽北朝造像碑,以偃師縣和洛陽市郊區分布較廣,現存實物較多。

1984年,在偃師發現的北魏正光四年(523年)掃逆將軍翟興祖等人的造像碑(71),當為北魏京都寶明寺的遺物,從該碑的題榜姓氏還可看到北魏的民族融合情況。

發現於孟津翟泉的北魏常岳等一百餘八造像碑、造像刊經碑及交腳彌勒菩薩造像等,天保五年(554年)造像碑、道民大都宮主馬寄造像碑等,都當與龍門石窟有密切關係。

北魏皇帝篤信佛教,除開鑿窟龕、廣修寺院外,還在為數眾多的寺院裡供奉圓雕石佛像、浮雕造像碑等。

其「秀骨清像」式的風格占主導地位(72),這是孝文帝改制,學習東晉南朝的結果。

東魏、北齊出現復古的鮮卑化傾向,造像又漸趨豐滿。

北齊不少造像碑上有些造像形貌奇特,裝束似佛似道,甚至恢復胡裝,反映出佛道合流、向世俗化發展的趨勢。

注釋:

①中國大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418.

②馮承澤,楊鴻勛.洛陽漢魏故城圓形建築遺址初探.考古,1990,(3).

③同①:182.

④閻文儒.洛陽漢魏隋唐城址勘查記.考古學報,1955,(9).

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故城隊.北魏洛陽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7).

⑥劉曙光.漢魏洛陽研究四札.中原文物,1996,(增刊).

⑦張劍.關於北魏洛陽城裡坊的幾個問題.見:洛陽考古四十年.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

⑧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陽城內出土瓷器與釉陶器.考古,1991,(12).

⑨河南洛陽漢魏故城宮城閶闔門.2002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⑩洛陽漢魏故城北魏宮城二號建築基址發掘.2009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隊.漢魏洛陽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4).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永寧寺塔基發掘簡報.考古,1981,(3).

(13)澠池縣文化館等.澠池縣發現古代窖藏鐵器.文物,1976,(8).

(1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鞏義白河窯考古新發現.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15)蔣若是.從「荀岳」、「左棻」兩墓誌中得到的晉陵線索和其他.文物,1961,(10).

(16)(1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故城隊.西晉帝陵勘探記.考古,1984,(12).

(18)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孟津大漢冢曹魏貴族墓.文物,2011,(9).

(1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兩座魏晉墓.考古,1985,(8).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21)310國道考古隊.洛陽孟津三十里舖西晉墓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3,(1).

(22)310國道考古隊.洛陽孟津西晉北魏墓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3,(1).

(23)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市東郊兩座魏晉墓的發掘.考古與文物,1993,(1).

(24)侯鴻鈞.洛陽出土西晉雞頭壺.中原文物,1983,(3).

(25)朱亮,李德方.洛陽魏晉墓葬的初步研究.見:洛陽考古四十年,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

(2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鄭州晉墓發掘記.考古通訊,1957,(1).

(2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鞏縣石家莊古墓葬發掘簡報.考古,1963,(2).

(28)鞏縣芝田村晉唐墓葬.中國考古學年鑑(1989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2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鞏義市北窯灣漢晉唐五代墓葬.考古學報,1996,(3).

(3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鞏義市倉西戰國漢晉墓.考古學報,1995,(3).

(31)南陽市博物館.南陽市建材實驗廠畫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3).

(3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孝民屯晉墓發掘報告.考古,1983,(6).

(3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固岸墓地考古發掘收穫.華夏考古,2009,(3).

(34)齊東方.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袝葬墓.考古,1991,(10).

(35)郭建邦.北魏長陵遺址調查.考古,1966,(3).

(36)黃明蘭.洛陽北魏景陵位置的確定及靜陵位置的推測.文物,1978,(7).

(3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一九五五年洛陽澗西區北朝及隋唐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2).

(38)洛陽市博物館.洛陽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4).

(39)洛陽市博物館.河南洛陽北魏元墓調查.文物,1974,(12).

(40)王東,陳徐.洛陽北魏元父墓的星象圖.文物,1974,(12).

(41)黃明蘭.西晉裴祗和北魏元暐兩墓拾零.文物,1982,(1).

(42)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孟津晉墓、北魏墓發掘簡報.文物,1991,(8).

(43)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孟津北陳村北魏壁畫墓.文物,1995,(8).

(44)宿白.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文物,1978,(7).

(4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河南偃師縣杏園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9).

(46)a.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畫像石棺.考古,1980,(3).

b.宮大中.試論洛陽關林陳列的幾件北魏陵墓石刻藝術.文物,1982,(3).

(47)郭建邦.北魏寧懋石室和墓誌.河南文博通訊,1980,(2).

(48)洛陽文物工作隊.洛陽澗水東岸發現一座北周墓葬.中原文物,1984,(3).

(49)孟縣文化館.河南孟縣出土北魏司馬悅墓誌.考古,1983,(1).

(50)鄧宏里,蔡全法.沁陽縣西白髮現北朝墓漢畫像石棺床.中原文物,1983,(1).

(51)安陽文教局.河南安陽清理一座北齊墓.文物,1973,(2).

(52)河南博物館.河南安陽北齊范粹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1).

(5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安陽北齊和紹隆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中原文物,1987,(1).

(54)周到.河南濮陽北齊李雲墓出土的瓷器和墓誌.考古,1964,(9).

(55)同(33).

(5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鄧縣彩色畫像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

(57)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登封嵩岳寺塔地宮清理簡報.文物,1992,(1).

(58)a.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安陽寶山寺考古收穫.中原文物,1987,(4).

b.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河南安陽寶山靈泉寺塔林.文物,1992,(1).

(59)楊寶順等.河南安陽寶山寺北齊雙石塔.文物,1984,(9).

(60)龍門石窟文物保管所.龍門石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3.

(6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鞏縣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62)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鴻慶寺石窟.中原文物,1987,(4).

(63)溫玉成.洛陽市偃師縣水泉石窟調查.文物,1990,(3).

(64)王國奇.孟津發現一處有紀年的石窟.考古,1986,(2).

(65)溫玉成.河南省新安縣西沃石窟.考古,1986,(2).

(66)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安陽靈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1988,(4).

(6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鶴壁市博物館.鶴壁五岩寺石窟.中原文物,1989,(2).

(68)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出土一批銅造像.中原文物,1985,(1).

(69)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市發現兩批北朝石刻造像.中原文物,1981,(2).

(70)新鄉市博物館.新鄉市博物館收集一件北魏銅造像.文物,1978,(12).

(71)李獻奇.北魏正光四年翟興祖等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2).

(72)宮大中.洛陽北朝造像碑.見:洛陽考古四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30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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