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銘還是鑄銘——戰國中山王三器銘文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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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郝建文,1967 年生於平山縣,現供職於河北博物院,副研究館員。為中國壁畫學會理事、中國考古學會會員、河北省書法家協會會員。從事文博工作30 餘年,書法師從張守中先生。

上世紀70 年代,在河北省平山縣三汲鄉發掘了戰國中山王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貴文物,中山國從此名揚天下。其中的青銅大鼎、方壺和圓壺三件器物上的銘文,共計1101 字(包括重文18 字、合文3 字。因內容原因,沒有包括圓壺圈足上的銘文),其銘文數量之多、歷史文獻價值之高、器物製作之精,創下了三個世間之最,頗引世人矚目。

從它們剛剛出土,這些銅器上的銘文,就被認為是在鑄造好的銅器上鑿刻的。1995 年,出版的考古發掘報告《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中,也是這麼認為的。所以,當人們從銅器上那些銘文的筆畫中,看不到絲毫的鑿刻痕時,更是感嘆不已,覺得古人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議了。

恩師張守中先生對這些銘文悉心臨摹、數易其稿,編撰了《中山王器文字編》。1981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後,在海內外廣泛傳播,引起了古文字學界和書法界的極大關注。這三十多年來,用中山篆書體來進行書法藝術創作的人越來越多,有的在全國性的書法大展中屢屢獲獎。中山三器也引起了書家們的極大興趣。

三年前,我曾陪北京畫院李鳳龍先生在河北博物院觀摩方壺和圓壺上的銘文。李先生在篆書方面,功夫下得頗多,尤其是中山篆體的書法,寫得非常好。我們站在隔著低反玻璃的方壺面前,看著他目不轉睛,盯著上面那些銘文,不停地讚嘆。後來,他圍著展櫃,轉過來轉過去反覆觀察,最後和我說:「下次再來,我要帶個望遠鏡。」

方壺的出土,張守中先生印象很深刻。他說,那是1977 年9 月,當時他在河北省文化局工作,有專家去中山王墓的發掘現場,他都陪同前往。另外,發掘情況也需要及時向北京方面匯報,為此,他在現場還臨摹了方壺銘文(草稿)。

1978 年,河北省展覽館首次籌備了中山國文物的展覽。張守中先生說:「展覽期間,北京專家夏鼐和李學勤先生帶了很多人來,山西張頷先生也帶來了10 個人,另外,還有其他省的同行。河北省文化局舉辦了一個座談會。在會上,中國歷史博物館青銅器修復專家高英先生激動地說,銘文刻得真好,不知道古人怎麼刻得那麼好,讓人難以想像。」

張守中先生說:「高英先生自幼得名師傳藝。數十年里,所見青銅珍品無數,而在中山三器前,竟如此感慨。銅器上那些字,直線挺勁、弧線圓潤,看不到鑿刻痕跡,覺得不好理解。」

多年來,這三器上的銘文,對我來說一直是個謎。在青銅器上刻字,怎麼能那麼自如?古人雕刻技藝嫻熟還好理解,但用的是什麼工具就不好理解了。什麼刻刀能刻銅如泥?難道是外星人所為?

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時我看到那些銘文,也問自己,或許並沒有想像得那麼複雜。那些銘文也許並非直接在銅器上鑿刻的,而是鑄造的。我和同事李鑫也曾探討過這個問題,他和我的想法一樣,那些銘文可能就是鑄的。

今年3 月,中山國的文物去旅順展覽,包裝文物時我負責拍攝照片。得知這批出展的文物中有圓壺,我很激動。能零距離觀摩圓壺上的銘文,是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燈光下,隨著圓壺在文物保管員手中慢慢轉動。我睜大眼睛,仔細地盯著那些銘文,希望能有所發現。

那些銘文筆畫的底部比較平滑,略呈「U」字形,確實沒有一點兒鑿刻的痕跡。更奇怪的是,有的字口邊緣受擠壓微微隆起(圖一)。這是怎樣的一種情況呢?難道說,刻這些銘文時,鑄造銅器的銅水尚未完全凝固?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古人怎麼能操刀刻字呢?古人的手也是有骨有肉的啊!

圖一 中山王圓壺銘文局部

我把照片在電腦上放大後,看到了三條細如髮絲的豎線,好像是為安排那些字打的「格」。再觀察那些字的筆畫,哪筆在前哪筆在後似乎都能看出來,甚至,在哪兒接筆也看得清清楚楚,硬筆書寫的感覺很明顯。我更加懷疑這些銘文不是在銅器上直接刻的,而是在模上刻(寫)好後鑄造的。

我突然想到,鼎是國之重器,那些銘文記載了中山國的一些重要的事情,這麼重要的器物,當年,在造型設計和銘文的布局上,一定會反覆推敲,最後,或許還會由國王來定奪。這麼重要的一件大事,先做什麼,後做什麼,應該都是事前安排好的,絕不會等大鼎鑄造好了,才「忽然」刻銘還是鑄銘想起還要在上面刻那麼多的字。

大鼎是這種情況,我想,方壺、圓壺也應該一樣。

再者說,按常理,如果讓我承接這三件器物鑄造的任務,我肯定會找最省勁、最出效果的辦法。上千的銘文,是在鑄造好的青銅器上雕刻還是在模子上加工好再鑄造?我認為誰都會選擇後者,古人也不傻,不會去干費力不出效果的活兒。

張家口有我一位專門做銅雕的老朋友傅大巍,他是中國銅雕篆刻工藝美術大師。他手工雕銅、錯金、錯銀的手藝都非常好。我給他發去兩張圓壺銘文照片,看後他馬上告訴我,字是在銅器上刻的。

我將疑問告訴他,讓他再仔細看看。他思索了一會兒,說:「你說得對,那些字不是在銅器上刻的。我用白鋼刀在銅上刻東西,紫銅黏,延展性好。而古代青銅很硬,發脆。我曾在一件青銅器上刻過一個字,非常難刻。一刀下去,第二刀就打滑,需要打磨再刻。而且,字口邊緣形不成那個隆起。再說了,這銘文沒有鑿刻的痕跡,尤其筆畫的轉彎處是那麼圓潤自如,看不到刀痕。如果是在青銅器上刻字,那是不可能的。」

我曾陪同山西從事考古工作的同行田建文先生,在我們河北博物院參觀中山國文物。看著那些青銅器和展板上陶工名字拓片,他說:「這些銅器,非常有可能是從我們山西侯馬鑄造的。」

圖二

在山西侯馬青銅時代鑄銅作坊遺址,出土了數萬塊陶范。內含花紋的達數千塊,非常精緻(圖二)。還出土了銅刻刀、骨刻刀刻模工具( 圖三、四)。當時手工業工匠都是世襲的,他們世代為業,技藝嫻熟,陶范上那些細細的花紋都能表現得那麼好,像中山三器上的銘文,在陶模上刻下來更不在話下。我對照著銅器上的銘文,看著出土的那些刻刀,突然覺得,要是讓我來做那些銘文,用那個彎頭的銅刻刀就可以搞定。那些字口邊緣微微的隆起,應是刻字時陶模將干未乾,受刻刀擠壓所致。這樣一來,那些字說是「寫」上去的,似乎更貼切。

圖三

圖四

看來,那些文字不是在青銅器上直接刻的,而是在模具上刻好(或者說是「寫」好)後,再翻模,然後鑄造的,遠沒有我們想像得那麼神奇。但並不是說,因這些文字是鑄造的,中山三器的價值就被削弱了;相反,我們更會為古人精湛的青銅鑄造工藝,讚美和感嘆。

本文原載《中山國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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